奶奶终究还是离开了

2006年2月24日

今早接到安老院的来电说奶奶的状况不太稳定时，当下决定和我妈两人赶过去。
当时，奶奶的呼吸非常困难。

留在那将近一个小时，在没有突发状况下决定先行回家安排相关事宜。
回到家中，开始打电话联络父亲大人、叔叔和婶婶们。。。。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和安排回来见奶奶最后一面。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

到家还不到一小时，安老院再次来电说：您奶奶走了。。。。没有来得及见其他人，没有让人陪伴的情况下。。。。她决定独自继续人生最后一程。。。。这是她的选择。

没有泪水，没有难过。。。只有释然和接受。。。

奶奶，一路好走....

【分享篇】新古蹟的誕生─紫藤廬

文‧劉蘊芳

台灣的首批「市」定古蹟出爐了！但是其中之一的紫藤廬卻又被中央「查封」了。這是怎麼回事？
位於台大附近的紫藤廬，生年不滿百，稱不上「古」宅；這座日據時代的公家宿舍，也自然不是什麼神「蹟」奇構。而且，它還是個仍在經營的茶藝館。
「新」古蹟怎麼定位？我們又能如何延續「活」古蹟的生命力？紫藤廬引出古蹟新譚。

~~~~~~~~~~~~~~~~~~~~~~~~~~~~~~~~~~~~~~~~~~~~~

「坦白說，就歷史的長遠性而言，紫藤廬不能跟真正的古蹟相比，通過得很勉強，」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黃富三說，但這次台北市政府決議把它列為古蹟，基本上是想樹立一個典範，就是古蹟不只看硬體，也看重軟體的意義。

最年輕的「古」蹟？

在台灣談起古蹟保存，人們總是想到年代較久，或是建築技術上有特出表現的建築物，例如中國傳統式的燕尾飛簷，或是荷蘭人及英國人留下的殖民建築，如淡水的紅毛城。能擴及日據時代的作品已屬難得，如果把光復前後的建築物也納為古蹟，恐怕會被視為不可思議吧？
紫藤廬就是這麼一個特例。它的原建築物距今至少有七十六年歷史，在日據時期原是簡任官宿舍，光復後成為當時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周德偉的宿舍，民國五十年因為颱風造成損壞，周家把宿舍的外半部改建成兩層洋樓。

如果這樣「平凡」的建築物都可以稱為古蹟，那麼整個台北市不就古蹟林立了？紫藤廬這次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台灣第一個「市」定古蹟，其實有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的時勢。

清茶滴露，紫藤結緣

從新生南路的一處巷口拐進來，迎面是一片小巧的水池庭園；推門而入，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喝茶談天，看著院子裡的紫藤灑下綠蔭滿懷，身穿棉布衣裙的服務小姐穿梭其間奉茶。這是不少台北人熟悉的一處風景，但還不是紫藤廬最與眾不同的地方。

民國四十年代，當這裡還是周德偉署長的宿舍，周家友人如自由派學者殷海光等人常來此小坐。民國六十四年周家移居美國，獨留么子周渝留守老屋。喜愛藝文的周渝，曾與朋友合組耕莘實驗劇團，是台灣小劇場的濫觴；藝術家朋友來來往往，使老屋一度成為「藝術家的人民公社」，也是當時「黨外」菁英開會喝茶的據點。

「那時家門附近雜草叢生，屋子也很破爛，沒錢整修，路過的小學生都說是鬼屋，」周渝回想起來不覺莞爾。

一幢「鬼屋」又怎會變成後來台北茶館文化的先驅？原來周渝一直嚮往西方的沙龍文化，朋友慫恿他何不自己開個茶館，於是民國七十年紫藤廬開張，以庭院裡幾株高齡的紫藤為名。
在這裡，一套「紫藤茶藝」逐漸發展成熟，在國際茶界也享有一些名氣。周渝則繼續贊助藝術家朋友辦畫展、開音樂會及舞蹈發表會。一些中生代的知名藝術家如鄭在東、于彭、邱亞才，都是在此創作而逐漸嶄露頭角。至於一般文藝青年，多年來，紫藤廬也是陪伴他們成長的一個重要記憶。
時勢造英雄？

問題是，紫藤廬的身分畢竟是公家宿舍。今年五月，紫藤廬真正的「地主」財政部決意收回名下地產，周家當年改建的二層洋樓則歸周家所有。但許多對紫藤廬有共同記憶與情感的文化人，都捨不得這大台北難得的文化空間就此消失，於是站出來聲援保留，並組成民間搶救小組，與相關政府部門談判協商。

談判過程中，文建會從中斡旋，希望周渝能把產權讓給政府，再由文建會另組委員會管理。台北市政府也來插一腳，最後動用今年三月立法院才剛通過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案──古蹟指定不再全由內政部把關，地方政府也可指定轄內的古蹟──於是快馬加鞭把紫藤廬訂為古蹟，讓保存派鬆了一口氣。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財政部眼看自家產業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況下被封為古蹟，心裡自然很不好受。七月下旬基隆關稅局在市政府尚未公告紫藤廬為古蹟前派人查封紫藤廬，把屋舍用三夾板釘封隔開，花園也圍起來，茶館只剩周渝名下的兩層洋樓，靠「半壁江山」繼續營業。

舊雨新知以外，一些慕名而來的國際觀光客也對這座「被查封的古蹟」頗感錯愕，有人擔心封條裡的「古蹟」無人維護，是否任由庭園的花草荒蕪，蚊蠅滋生；而屋頂積水無法處理，也會對木結構造成損害。

沈寂一個月後，八月底的一個下午，搶救小組「突襲」紫藤廬，把三夾板拆除，改以繩子圍住，並插上國旗，表示雖尊重財政部的主權範圍，但不認同其封館方式，做為一種「柔性抗議」。九月初，文建會和台北市政府不約而同召集專家勘察紫藤廬，確定目前沒有倒塌毀壞之虞。至於古蹟的未來，必須等到產權問題解決後，才可能決定歸屬與修復問題。

於是紫藤廬雖然「黃袍加身」，以制定古蹟收場，難題卻仍然沒有解套。

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容或是「時勢造英雄」，但是紫藤廬名列古蹟，與其說是硬體的價值，倒不如說是其中那股難以捉摸卻又存在的人文氣氛吧。

它從可能灰飛煙滅的命運，忽然搖身成為古蹟，文化學者的心情，其實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文化空間」開始受到重視，建築人文學者王鎮華就很肯定紫藤廬中「人對待空間的態度」：「主人對空間的使用比日據時代更旺盛，使房子的生命力得以延續，這本身就是再使用的智慧。」

台灣古蹟保存大將，台大建築與城鄉所教授夏鑄九也覺得，如果在這裡喝茶覺得很舒服，看庭園裡七十年的紫藤也越長越多，有一種親切感，就是值得珍惜的地方。它既已成一處仍在呼吸的「活古蹟」，活用它的最好方式就是繼續經營下去。

然而這次匆匆定案，也不是全然沒有疑慮。文化學者林谷芳體諒今天把它訂為古蹟，是為了要搶時機，守住第一道防線。然而他認為一般古蹟的建築體有一定的沉澱性，可以釋放出明確的訊息。相比之下，紫藤廬是還在創發的事物，稱為「歷史空間」也許更恰當，因為它一直在動，一直在變化，而正是不斷變動成就了它特殊的人文氣息。「對這類事物我們應該鼓勵其繼續發展，而不是訂為古蹟，否則可能產生一些後遺症，」他說。

例如以後制定古蹟的標準可能會模糊，而且有了「古蹟」的緊箍咒，紫藤廬是否從此「動輒得咎」，不能再任意更動發展呢？再說，如果有關單位要整修古蹟回復原貌，是該還原日據時期的宿舍，還是改建後的兩層洋樓？

茶館古蹟，文化信託？

林谷芳認為大家應該回到人的立場，彼此互相體會，而不是利的拔河。他表示，財政部想得回產權，也該想想為市民保護可愛的空間；周渝在保存創作之餘，也應體諒公務員的立場；市政府以公權力保留歷史空間，然而是否也應尊重產權人？事緩則圓，文人在力爭人文氣息的保存時，也應從理與情的立場來調和大家。如果四方面都能顧及別人立場，也許今天不是這個僵局。

解鈴仍須繫鈴人，紫藤廬何去何從，還有待這四方早日協商出一個妥善的管理辦法。夏鑄九認為產權的問題其實好解決，可以仿照英國行之經年的文化信託制度，讓產權人以象徵性的一塊錢代價捐出，讓民間的管理委員會或基金會管理，並讓它財務公開，利潤回饋，使這麼一個古蹟級的茶館仍然開放民眾喝茶聊天，讓它仍然是一個活的都市空間。

現任廬主周渝目前繼續經營他的半壁江山，雖然捨不得生長於斯的老屋，如果有優先經營權當然最好，但也只能靜待裁決。不論如何，他希望大家能尊重紫藤廬多年來所凝聚出的空間及人文意義，畢竟是其中的精神使它獲得肯定。

以「活屋」之身，名列古蹟之林，紫藤廬為台北人創造出了新的價值觀。除了衷心祝福它能覓得完滿歸宿的同時，放眼四周，是否還有更多的都市空間值得疼惜，並且「永續經營」？

本文摘自1997年10月份光華雜誌第130頁

【分享篇】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

“国际化”是什么？它是一种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决定什么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价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文字、讲得通的逻辑词汇，去呈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典章礼乐。它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的不一样。所以“国际化”是要找到那个“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国际化”不是让Starbucks进来取代紫藤庐；“国际化”是把自己敞开，让Starbucks进来，进来之后，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庐的光泽更温润优美，知道如何让别人认识紫藤庐——“我”——的不一样。Starbucks越多，每一个城市自己的紫藤庐越重要。

~~~~~~~~~~~~~~~~~~~~~~~~~~~~~~~~~~~~~~~~~~~~~~~~~~

数年前，龙应台在《幸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中说，“给我再高的经济增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和民主。”话语犀利，在本地引起一阵争议；数年前，走遍大江南北的龙应台为上海男人正名：“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话语一贯犀利，但上海男人却不领她的情，一时间也议论不休。

7月20日，龙应台在《联合早报》的盛情邀请下出席早报80周年纪念活动——名家谈名城。人未到，本期《论坛》先献上一篇她对国际化的思索。

不论是北京还是吉隆坡，香港还是台北，都有一个“国际化”的共同面貌：Starbucks咖啡馆不管在哪一个城市里都可以俏生生地站在街角，7-11商店取代了原来老先生老太太开的杂货店，最流行的嘻哈音乐和服饰到处可见，好莱坞的电影比欧洲还早上市。生活的韵律也与国际同步：二月十四日买花过情人节，十月底戴上面具参加“万圣节”变装游行，十一月有人吃火鸡过感恩节，十二月广场上万人空巷载歌载舞庆祝耶诞节；年底，放烟火、开香槟，倒数时，亲吻你身边的人。

新加坡和香港已经是英语的城市，台北的新政府为了“国际化”开始要求政府公文要有英文版，公务员要考英文，全民学英语，而最后的目标则是：把英语变成正式的官方语言。

从北京到吉隆坡，“国际化”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慢一点，究竟什么叫“国际化”呢？

如果说，“现代化”指的是，在传统的文化土壤上引进新的耕法——民主制度、科学精神、工业技术等等，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共处哲学与生活模式。如果说，“全球化”指的是，随着科技与经济的跨越国界，深层的文化体系，始料所未及地，也冲破了国家与民族的传统界线。原来沿着那条线而形成的千年传统——种种律法、信仰、道德、价值，面对“全球化”，不得不重新寻找定义。“现代化”是很多开发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已开发国家盘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中国家在趁势而起的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

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呢？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是要把台湾变成英国美国，还是印度菲律宾？还是香港新加坡？当执政者宣布要将别国的语言拿来作自己的官方语言时，他对于自己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趋，有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呢？

牧羊人穿过草原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欧洲；这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先进国家的聚集处，我带着满脑子对“现代化”的想像而去。离开机场，车子沿着德法边境行驶。一路上没看见预期中的高科技、超现实的都市景观，却看见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画。树林与麦田尽处，就是村落。村落的红瓦白墙起落有致，衬着教堂尖塔的沈静。斜阳钟声，鸡犬相闻。绵延数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纪的图片。

车子在一条乡间小路停下。上百只毛茸茸圆滚滚的羊，像下课的孩子一样，推着挤着闹着过路，然后从草原那头，牧羊人出现了。他一脸胡子，披着蓑衣，手执长杖，在羊群的簇拥中缓缓走近。夕阳把羊毛染成淡淡粉色，空气流动着草汁的酸香。

我是震惊的；我以为会到处看见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穿过浓绿的草原，这牧羊人缓缓向我走近，就像旧约圣经里的牧羊人走近一个口渴的旅人。

尔后在欧洲的长期定居，只是不断见证传统的生生不息。生老病死的人间礼仪——什么时辰唱什么歌、用什么颜色、送什么花，对什么人用什么遣词与用句，井井有条。春夏秋冬的生活韵律——暮冬的化妆游行以驱鬼，初春的彩绘鸡蛋以庆生，夏至的广场歌舞以休憩，耶诞的庄严静思以祈福。

千年礼乐，不绝如缕，并不曾因“现代化”而消失或走样。至于生活环境，不论是罗马、巴黎还是柏林，为了一堵旧时城墙、一座破败教堂、一条古朴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计得失地保存修复，为了保留传统的气质氛围。

欧洲的现代与传统之间也有一种紧张的拉锯，但是他们至少认识到，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怀。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

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

我发现，自己原来对“现代化”的预期是片面的。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是手段，保护传统是目的。譬如在环境生态上所做的巨额投资与研发，其实不过是想重新得回最传统最单纯的“小桥流水人家”罢了。大资本、高科技、研究与发展，最终的目的不是飘向无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己的历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语言不是木棍

于是我看见：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亚洲的人民过西洋情人节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么；化妆游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义何在；吃火鸡大餐不明白要对谁感恩；耶诞狂欢又没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节庆都必定联系着宗教或文化历史的渊源；将别人的节庆拿来过，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来祭拜，却不知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节庆的热闹可以移植，节庆里头所蕴含的意义却是移植不来的。节庆变成空洞的消费，而自己传统中随着季节流转或感恩或驱鬼或内省或祈福的充满意义的节庆则又弃之不顾。

究竟要如何给生活赋予意义？说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无措的人，多。

台湾的领导人要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更是真正的不知所云。语言难道是一支死的木棍，伸手拿来就可以使？

语言不是木棍，语言是活生生的千年老树，盘根错节、深深扎根在文化和历史的土壤中。移植语言，就是移植文化和历史，移植价值和信念，两者不可分。殖民者为了更改被殖民者的价值观，统治的第一步就是让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语言为语言。香港和新加坡就这样成为英语的社会。娴熟英语，通晓英语世界的价值观与运作模式，固然使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地方容易与国际直接对话，但是他们可能也要付出代价，文化的代价。英语强势，可能削弱了本土语言文化——譬如汉语或马来语——的发展，而英语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和纽约或伦敦相提并论，结果可能是两边落空，两种文化土壤都可能因为不够厚实而无法培养出参天大树。

本国没有英语人口，又不曾被英语强权殖民过的台湾，为什么宣称要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把英语列为官方语言在文化上意味着什么后果？台湾的执政者显然未曾深思。进退失据，莫此为甚。
国际化，是知识

不是移植别人的节庆，不是移植别人的语言，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它是一种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决定什么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价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文字、讲得通的逻辑词汇，去呈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典章礼乐。它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的不一样。所以“国际化”是要找到那个“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找到“别人能理解的方式”需要知识。不知道非洲国家的殖民历史，会以为自己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国际对中国市场的反应，会永远以政治的单一角度去思考中国问题。不了解美伊战争后的欧美角力，不了解联合国的妥协政治，不了解俄罗斯的转型，不了解回教世界的内在思维，不了解全球化给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不了解国际，又如何奢谈找到什么对话的语言让国际了解亚洲呢？

越是先进的国家，对于国际的知识就越多。知识的掌握，几乎等于国力的展示，因为知识，就是权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果电视是一种文化指标，那么台湾目前二十四小时播报国内新闻，把自己放大到铺天盖地的肚脐眼自我沉溺现象，不只是国家落后的象征，已经是文化的变态。人们容许电视台彻底剥夺自己知的权利，保持自己对国际的淡漠无知，而同时又抱怨国际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哀叹自己是国际孤儿，不是很矛盾吗？

Starbucks还是紫藤庐

我喜欢在Starbucks买咖啡。不见得因为它的咖啡特别好，而是因为，你还没进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许在耶路撒冷，也许在伦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来，远远看见下一个街角闪着熟悉的灯，你就知道在那里可以点一大杯拿铁咖啡加一个bagel面包，虽然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我更喜欢在台北的古迹紫藤庐喝茶，会朋友。茶香缭绕里，有人安静地回忆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以及风流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划下一个社会改造运动；紫藤花闲闲地开着，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国际化”不是让Starbucks进来取代紫藤庐；“国际化”是把自己敞开，让Starbucks进来，进来之后，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庐的光泽更温润优美，知道如何让别人认识紫藤庐——“我”——的不一样。

Starbucks越多，每一个城市自己的紫藤庐越重要。

《联合早报》龙应台(2003-07-06)

【分享篇】百年大计，请从文化始

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扶持关系，像水载着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顺行。

历史教科书不是不能改写，国号国旗不是不能新作，认同对象不是不能翻转，重要的是，任何改写新作或翻转，都应该经过一个由下而上的文化过程，不是由上而下的政治操作。
~~~~~~~~~~~~~~~~~~~~~~~~~~~~~~~~~~~~~~~~~~~~~
明天是中华民国第11任总统选举投票日，龙应台在选前表达的却是超越选举的文化关怀，让人们透彻思考文化在选举过程中往往被忽略的定位——文化是立国的依据。
~~~~~~~~~~~~~~~~~~~~~~~~~~~~~~~~~~~~~~~~~~~~~

文化在哪里？

这一场选举有多么重要，我们都知道。它会影响台湾海峡的安定与否，牵连香港的发展，也因而影响亚洲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否，它更决定台湾本身生存空间的大或小，险或夷。在这样重要的选举中，一个极其关键的议题却在长达半年嚣声震天的选举运动中，彻底不存在：文化，或者文化政策，不曾被我们的候选人谈过一次，也不曾被选民追问。

是因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可以拿来吸引群众，宣传助选，但是和民生大计、国家前途没什么直接关系，所以不浮出台面？是因为，它不是民生必须，不是政治，不是经济，不是教育，不是外交，不是国防，所以不可能太重要？是因为，已经承诺要建几个音乐厅几个展览馆，文化不就是这些吗？

不，不就是这些，而且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文化不仅止是唱歌跳舞，文化“发生”的场所不仅只是音乐厅美术馆，文化政策也不仅止是大厅大堂的形象工程。文化是民生，是政治，是经济，是教育，是外交，是国防。我们根本就生活在文化中，而且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读报纸，报纸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里，报纸的数量多寡、新闻的开放程度、言论的品质高低，和文化政策的收放有关。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里，音乐多是抄袭或是原创，品质是高或是低，智慧财产权是否被尊重，创作者是否有地位，都是文化政策的课题。

我们停了车，走过一栋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老建筑；这栋建筑会被推倒铲平，变成地产商的华宅大楼，或是重新修复，成为风华再放的历史古迹，是文化政策在决定。一栋历史古迹周围，是否允许霸气的庞然建筑出现，是否将老树挖起，拓宽道路；我们居住的城市“长”什么样子——是绿意葱茏、慵懒闲适还是摩登现实、剑拔弩张，是文化政策的显现。

怎么可能视若无睹？

踏进公共空间，不论是办公大楼、法院、车站、学校教室或政府机关，每一栋建筑的外观是美丽或丑陋，室内的感觉是和谐或粗糙，眼睛所及之处是悦目或刺眼，是建筑美学、公共艺术、应用美术的范畴，深深受文化政策影响。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脑，我们所使用的软件，不管是解决问题的或是知识游戏的，都是文化产业。

一个社会是专注于知识产品的剽窃模仿盗卖，还是有能力做长期的研发、大胆的创造，取决于它文化政策的优劣。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场电影；电影院是否已经全部被好莱坞影片占满而本国片被消灭，而即使有本国片，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创作人才有无、导演及演员发展空间如何，市场是在拓展或萎缩中……都是文化政策在决定。

我们正值青少年的孩子到“摇头吧”玩耍被荷枪实弹的警察像罪犯一样包围拖扯，让人心痛，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青少年什么出处？有没有丰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像？有没有渗透到教育系统里头去的艺术教育让他们修养品格？有没有全民的体育和休闲设备以及配套的活动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国际的文化交换让他们见识广阔、心胸宽大？也就是说，有没有全套的硬体软体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和见识来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这，是文化政策。

我们招待国外的访客，希望给他一个美好的印象，但是这个社会对国际的客人提供什么水准的服务，用什么方法给他资讯，保留了多少文化的本来风貌又运用了多少现代的公关技巧，是文化政策的考量。我们自己可能出国，发现很多人把台湾当泰国；一个社会如何被别人认识、被别人记得？如果政治外交行不通——因为你被恶意封锁、被强权抵制，那么用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用侯孝贤的电影、用优人神鼓、汉唐乐府的音乐，用蔡志忠、几米的线条，用故宫的古画，照样可以走出去，而且可以走得更远更光辉。

怎么在逆境中走出去，文化政策是更聪明的外交政策。当文化的特质让别人认识了，赢得了别人的感情和尊重，所得到的“国防”效果，可能超过那永远买不完、永远填不了的武器采购。

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花瓶，更不是“吃饱了才有时间去想”的风花雪月。

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教养体质。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

文化是外交、是国防，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是柔能克刚的军队、文明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理性有多强、想像力有多猛、创意有多奔放、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旺盛，都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

可能是，我们的人民仍然把文化看做仅仅是热闹的余兴活动，政治人物仍然把文化看做少数菁英的个别需求，把文化机构看做宣传单位、把文化政策看做自己的形象工程，与国家的百年大计无关。否则，你怎么解释，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可以对这样重大的议题完全视若无睹而且不被社会群起讨伐？

自由，需要制度保障

也可能，因为曾经被滥用过，许多人对文化政策这个概念还抱着怀疑：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纳粹的文宣操弄，毛泽东的工农兵路线，不都是文化政策的恐怖实践吗？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自由怎么会需要政策呢？

自由，当然需要政策，而且只有被政策保障了的自由才是持久的自由。现代政府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机器，内部有无数的轮子照着自己的规律在运转。当这个庞大的机器结构里没有文化政策这个轮子的时候，文化是有可能被整个机器碾过去的。譬如在欧洲的城市街头经常看见艺术家的表演，台北却没有，为什么？因为所有公共空间的管理办法都是禁止街头艺人出现的。管人行道的、管公园的、管大马路的、管广场的都分属不同的政府机构，而订定各种管理办法的用意都在“防范”、“管理”，竭尽心思用文字条例阻挡摊贩、游民、猫狗大小便；没有人在想“怎么样让艺术家来丰富这个城市”。我们非常需要文化政策这个轮子用力转动起来去“关掉”某些阻碍文化发展的轮子。（注）

有时候我们又需要文化政策去和其他的政策争地盘、做搏斗。交通那个转轮可能希望把整个城市变成路路畅通的通衢大道，工程那只轮子可能不断地建设：高楼大厦、天桥隧道、码头堤防。税务的轮子可能把艺术产业只当产业看待，社会福利的轮子可能把艺术家当游民对待，警察的轮子可能将艺术当色情取缔，经济的轮子可能把历史建筑当房地产处理……文化的向往和这些既存的机器转轮的逻辑却往往背道而驰，因此它必须像逆流游泳一样，一一去折冲，一一去破解，才可能保住文化的“自由”。

所以文化政策可以被滥用，但不必然被滥用。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文化的指导、管理、干预或控制，而是一套完整的机制，有效地整合与文化相关但散置四处的种种权责及措施，提供文化最佳发展的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在这个基础上，不干预或没有政策也是精心思虑过的结果。它提供一片有机的土壤，让人的创意着床、发芽，绽开艺术文学和思想的万种新苗。

属于公民的文化平台

很少人认识到，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扶持关系，像水载着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顺行。

文化政策的核心任务是提供一切的可能，让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活泼释放，而当大多数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能够活泼释放的时后，这个社会必定是丰富多元的。传统的东西有人喜爱有人要推翻；推翻了出现前卫的东西，前卫的东西有人接受有人批判；批判了出现传统的再造，传统的再造又被挑战……像一潭活水，流水激溅此起彼落。在这个过程里，公民全面参与，人们必须不间断地彼此倾听、对话、辩论、争吵，从长期的对话和争吵中，认识了彼此，找到了共识。社会的核心价值于焉形成。

即使文化的理解被窄化到仅止于“唱歌跳舞”，“唱歌跳舞”的重要性也绝不仅只是余兴。它往往就是那神奇的力量，把分裂的碎片聚成一个有意义的拼图。

我记得一场原住民的诗歌晚会，大雨倾盆而落，雷电交加，但是人群被歌声深深感动，依依不肯去。雨水打在长老的脸上，他的歌声苍凉悠远，可能让一个孤独的城市浪子发现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深情，可能让汉人第一次认识到原住民的深刻，可能让原住民，在与身边的陌生人偶然对望时，突然感觉到一种无言而温暖的联系。

“唱歌跳舞”或是文字艺术的魅力，就在于，透过共同的经验它能够把孤独的个人从孤独中解放，让他与群体连结；它能够把分裂的各个群体从分裂中超越，伸出手去和别的群体接触。

文化为什么重要？很简单，因为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

是光复节还是终战日？是盗贼还是义民？用闽南语还是北京话？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这些问题，为什么只能以政治斗争的方式处理呢？为什么文化的力量不曾进来：让不同立场的电影被拍出、不同理念的小说被出版、不同观点的歌曲被谱成、不同信仰的戏剧被演出，然后人们自由地看戏听歌读书看电影，同时进行反思和辩论，反思和辩论的过程，就是一个民主社会寻找共识、建立共同价值的过程。

我们的政治人物没有认识到一件事：寻找共识、建立认同确实是我们要的，但是它必须经由文化手段获得，因为只有透过文化方式获得的共识才是真实的共识，通过政治手段得来的共识，没有情感的基础，是一撕即破的。历史教科书不是不能改写，国号国旗不是不能新作，认同对象不是不能翻转，重要的是，任何改写新作或翻转，都应该经过一个由下而上的文化过程，不是由上而下的政治操作。

如果在解严之后，我们搭起来的不是一个政治斗争擂台，而是一个公民文化平台，我确信，是的，我确信今天的台湾不会撕裂得这样破碎、消耗得这样失血。

看不见的工程

候选人对文化缺少认识、对文化政策不置一词，也就罢了。但是对那马上要当选总统的人，那要带着台湾真正深入21世纪的人，我们还是不得不要求他大大地睁开眼睛：文化，不是装饰品，不是宣传品，不是余兴节目；文化，是大楼的骨架，花园的土壤，公民社会的基础建设。

在21世纪的国际村里，决定台湾这个“蕞尔小岛”是否能卓然而立的，绝对不道会是台湾的军备武器或国号名称，独立或统一，爱或不爱台湾，而是台湾所培养的下一代有多丰沛的创造力，多宽阔的国际观，多扎实的知识基础、多深厚的文化内涵，还有，多健全的公民素养。

文化，才是立国的依据啊。

不错，体育馆、音乐厅、大剧院、美术馆的建设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确实缺乏。创意产业的发展是重要的，因为以前从来没将电影、绘画、音乐、设计等等当作产业来思考，也从来不曾做过整体规划或者长程研发。观光事业的开拓是重要的，因为台湾的观光在亚洲大概是倒数几名，与我们其他方面的成就不成比例。

但是我们必须看见更重要的东西；比厅院硬体建设更重要的是人民素质的提升，譬如说，青少年的美学素养如何培育？比创意“产业”更重要的是“创意”本体，譬如说，我们如何防止原创力被商业机制消磨、被官僚系统窒碍、被教育模式压抑？比观光事业更重要的是吸引人们来观光的内涵事业，譬如说，本土文化的丰富多元、国际视野的宽阔、城市基础建设的健全、服务文化的升级……

这些“更重要的”，却都是看不见的工程。一条公路，可以连栏杆都还没做好就先让长官剪彩；一个机场，可以连消防都还没检测就在镁光灯中启用。可是文化和这些工程的逻辑正好是相反的：它看不见，而且它不比速度；它比安静，比深沈，比细致、比温柔绵密，比——慢，也许50年是一个测量单位。

我们，敢这样期待吗？


注：台北市文化局经过足足三年的努力才争取到让艺人在某些小范围内为路人表演。

作者是台湾作家、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客座教授


《联合早报》龙应台(2004-03-19)

The Spring Festiv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Chinese observe many festivals, some religious and some secular. The most important celebration however is the Spring Festival, more commonly known today as the Chinese New Year.

According to experts,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is the longest chronological record in history, dating from 2600BC, when the Emperor Huang Ti introduced the first cycle of the zodiac. Unlike the Gregorian calendar, the start of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can fall anywhere between late January and the middle of February.

A complete cycle takes 60 years and is made up of five cycles of 12 years each. Because of this, Chinese New Year changes each year, as it fall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lunar calendar.

Why it is also called the Spring Festival

Why is the Chinese New Year also known as the Spring Festival? Astrologers describe springtime as a season of renewal, when new life springs forth after the cold and passiveness of winter.
Similarly,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a time of fresh beginning.

Preparations

The 20th day of the 12th Moon is set aside for the annual house cleaning, where every corner of the house must be swept and cleaned with bamboo leaves or a broom in preparation for the new year. Debts are paid, hair is cut and coiffed, and new clothes and shoes bought.
An auspicious 'chai' or red banner bearing well wishes of wealth and prosperity is hung over the front door. Propitious sounding couplets like "peace on your coming and going" and "big prosperity coming in a big way" is hung everywhere.

The Kitchen God, regarded as the inventor of fire leaves the house on the 23rd of the last month to report to heaven on the behavior of the family. Although the household would have done all they could to ensure a favorable report, no chances are taken and the Kitchen God's mouth and lips are sweetened, and if need be, sealed with a sweet meat called lin ko (a homophonic word which means both 'auspicious year' and 'sticky cake' in Cantonese). With lips sufficiently sugarcoated and safely closed, he is given a grand send off, only to return once more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lunar New Year.

In many Chinese homes and temples, incense and joss sticks are burned as a mark of respect to ancestors.

Reunion time and welcoming the new year

It is important that all immediate members of the family be together during this time. As some live far away, the journey home for them begins a few days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union and excitement of the big dinner to follow makes such trips back home an event in itself. No matter how tired one may be after the journey, all family members are present during the reunion dinner.
The dishes served, needless to say, are not things that are found on the table every day! All dishes have auspicious names or use ingredients that sound auspicious, for example fish, prawns, abalone, dried oysters, lettuce, black sea moss (fatt choy), long noodles, lotus seeds, ginkgo nuts, dried bean curd and bamboo shoots.

Must-have snacks include mandarin oranges, roasted pumpkin or melon seeds and peanuts. Eating eight types of such auspicious foods is believed to bring plenty of luck to the family.
To usher in the new year, family members young and old do not sleep. To keep awake, they will spend the night playing cards, mahjong, watching festive TV programmes, playing with fireworks or just have a good time chatting with one another.

The 15 days of Chinese New Year

On the 1st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nts wear new clothes, shoes, jewellery and hair dos. So attired, homage is first paid at the altar of the ancestors. Then a prayer of thanks is offered to the gods.

Family members will greet their elders with a hearty "Kong Xi Fatt Chai" (in Mandarin) or "Kong Hei Fatt Choi" (in Cantonese), which means "congratulations and prosperity". In return, the unmarried will receive red packets (hong bao) containing cash from parents, married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The 7th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is known as "everybody's birthday". On this day, Chinese businessmen will feast on "Yee Sang", a dish of pickled ginger, shredded vegetables, lime, raw fish, raw cuttlefish and various sauces. This meal is believed to ensure prosperity and good fortune to those who eat it. The diners will mix and toss the ingredients as high as they can with their chopsticks. The higher they can toss, the greater the prosperity they will enjoy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9th day is an especially significant one for Hokkiens. Some traditionalists venture as far as to say that for the Hokkiens, the 9th day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ew Year itself, for it was on this day that the entire clan of Hokkiens were spared from being massacred.

Preparation begins on the morning of the 8th day, Hokkiens will rush to the market to buy all the essential items needed for the celebration – sugar cane stalks, roasted pigs, cooked meats and fruits. At the stroke of midnight, they will give thanks to the Jade Emperor, also known as the God of Heaven. Firecrackers are let off and the night sky is ablaze with skyrockets and fireworks. Businessmen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take the festival quite seriously – their bountiful offerings are both thanksgiving and votive in nature, in anticipation of a propitious year ahead. For the Hakkas, eating nine kinds of vegetables on the ninth day is a must. Numerous offerings are set out in the forecourt or central courtyard of temples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the Jade Emperor.
The 15th day marks the end of the New Year. For the Hokkiens, the 15th night is also known as Chap Goh Mei. In Penang, the Hokkien community commemorates this day with the Chingay – a parade where stilt walkers, lion and dragon dancers, and acrobats move slowly along the busy streets of Georgetown, to the beat of gongs, drums and cymbals.

During the golden era of the Babas and Nyonyas, Chap Goh Meh in Penang is often celebrated as a sort of Chinese Valentine's Day. It is said that in those days, maidens would ride along the coastal roads to throw mandarin oranges into the sea while expressing the wish to meet a good husband. It was held that wishes made on this night were more willingly granted by the heavenly powers.

Although Dondang Sayang groups still go around town to serenade the Chap Goh Meh revelers, singing their pantuns from illuminated buses, this form of entertainment is quite obsolete today.

Sadly, those who really appreciate the pantuns and songs are way above fifty,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unable or uninterested to join in the singing.



source: Tourism Penang Official Website

【分享篇】台湾，原来可以这样玩！

去台湾除了到台北还有哪里好玩？

如果我只有7天的年假，不超过850元(S$)的旅费，而却又懒得自己设计背包行程，我该怎么走？

想看湖光山色，但请不要叫我翻山越岭，最好能轻松兜风，沿途欣赏具有特色的文化乡镇。还有，如果能兼顾购物血拼，累了带我上个性咖啡馆小歇，饱尝街边可口小吃，再享受露天泡汤，那是最理想不过了。

不要说不可能，上个月中，我就应台湾观光协会、康泰旅行社和国泰航空的邀请，跟将近40名团友一起吃喝玩乐，展开了一段丰富多彩的旅程。

这才发现，台湾原来可以这样玩……

~~吃~~

高雄六合夜市
　　
好吃的台湾小吃，不仅仅在台北士林夜市找得到，来到高雄六合二路夜市，疲惫的味蕾这才全然苏醒。
　　
首推这里的担仔面，坐在摊子前吃一碗热腾腾、滑QQ的面条，发现自己原来这么容易满足。外加个泸蛋，也只要30台币（大约新币1元6角）。

要是还不够饱，再点个棺材板。炸得金黄的面包窝藏浓浓的汤汁，要如何不吃成副狼狈样还真考技巧。

还有那香浓得化不开的当归羊肉汤、酥软蚝煎，恨不得自己有多个胃。

台南伍角船板餐厅

在树屋里用餐，这就是伍角船板餐厅要给食客的营造的特别经验。

感觉这里有点像香港的Rainforest Café，不过它胜在老板心思够细腻，在每一份即丢的筷子套上，印上当初创办这餐厅的心情点滴，每一份都不一样。

原来，这栋用漂流木设计的餐厅，最初由漂亮老板娘亲手建造，用心经营，结果这主题餐厅从一家变四家，分布在台湾多个地区。

主题餐厅在台湾还是有市场，比如台中的怀旧餐厅“新香蕉乐园”，还有台北的“毛公主之家”，不只吸引游客，在当地顾客群中也有号召力。

~~喝~~

新上位健康饮料：蜂蜜苦瓜汁

木瓜牛奶已经过时，就连珍珠奶茶也要让位，随着人们健康意识在提升，给了蜂蜜苦瓜汁一个抬头的机会。

苦瓜有助清血降火众所周知，问题是很多人吃不起苦，摊主灵机一动，加入了蜂蜜，让这饮料有走红的条件。

在夜市吃吃喝喝一夜放纵之后，喝杯蜂蜜苦瓜汁，有助舒缓负荷过重的肠胃。

不过不是每家果汁摊位卖的都好喝，我从台北一路喝到台南，结果还是觉得高雄六合二路夜市一家叫老郑牌的苦瓜蜜汁最好喝。招牌容易辨认，有台北市长马英九马帅哥的签名。

~~玩~~

阳明山泡温泉

最新购物据点——台北101大楼里头的商店怎么好像没有尽头，逛得晕头转向后，驱车上阳明山天籁温泉馆泡汤，尝试一下大小姐般的生活。

享受完这五星级的SPA温泉浴之后，有点昏昏欲睡，在车上小歇后，立刻又能往夜市冲刺。
流行探温：台北西门町

最近复古风大行其道，妈妈年代的淑女平底鞋，以鞋头小彩带、斑点布料、开头设计的各式造型亮丽登场。

不过发现不是每人都能carry这种look，配搭不当，人家还以为你穿错妈妈的旧鞋。
台中逢甲夜市：廉价买断码的名牌运动鞋

台中这个轻工业城市，有不少制作运动鞋、脚踏车和机车（或电单车）的工厂。

逢甲夜市就在逢甲大学门口，夜市里除了售卖一般露天夜市应有的商品，如背包、玩具，两旁也有一些具个性的潮流服饰店，显然是为迎合大学内青春辣妹、性格帅哥对时尚的追求。

~~乐~~

特色文化乡镇：客家美浓村

来客家美浓村，是一趟文化历史之旅。

早年以种植烟叶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美浓村，现在仍然保留浓浓的乡土气息。

沿途，在车上遥望那矗立在烟田中、旧时用来熏烤烟叶的烟楼，下车走近那传统平房式客家民宅，看着孩子们拿木偶在台前游戏，感觉古早时的美浓客家寻常生活，在眼前悠闲上映。

据导游说，这里三面环山的地理环境，投影在美浓人的建筑风格上。至今，好些民宅还保留着正屋加两翼的三合式格局。门头上挂有代表每户人家姓氏的堂号，还有摆在正屋大门前的天公炉，一看就知道是客家民宅。

来到客家村，当然要试一试这里的擂茶。几个人轮流用擂棒把黑芝麻、白芝麻、花生、红豆、绿粉、莲子等研磨成粉，加热茶冲泡，自是一餐营养丰富的下午茶。

虽说到美浓村不能不吃板条面，但这种当年农人用来下饭的小吃，既咸又油腻，较适合偏好口味重的人。

亲近山湖：到日月潭看浩劫后重生的文武庙

这座依水而建的庙宇之所以取名“文武庙”，因为庙里供奉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

这里香火十分旺盛。一名守庙老人告诉我，文武庙当初是民间集资兴建，日常维修和开支也是靠善男信女们的自愿捐款，所以对外观光从不收售门票。

一场九二一大地震，夺走了无数人命，也破坏了这座建于1937年的宫殿式庙宇。

当局花了三年时间，将这庙宇重建，让它恢复昔日的宏伟壮观，但村民被地震夺走亲人的伤痛，不知要几时才能抚平。

文武庙外有几个售卖玛瑙饰物的小摊位，各个摊主笑颜迎人，唯有在最偏远处那个女摊主终日苦着脸。导游说，这妇女在地震中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活埋，事后久久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

若有机会到这里参观，不妨向她买串手饰，给原本冰凉的心加点温度。

《联合早报》林慧慧

【分享篇】投身绿色环境 体验台湾民宿特色

城市生活所须面对的一切生息繁琐，注定了另一种能够给予平衡的生活形态的存在必要。

既然新加坡的天然环境难以满足人们心灵欲回归田野的渴望，国人剩下的选择就是出国游山玩水，更甚者还可住入民宿，完全投入绿色环境的怀抱。

提起民宿，新加坡人并不陌生，纽澳的民宿多年来早已让无数的狮城客接触到旖旎的田园风光。

不过，较鲜为人知的是，台湾近几年来也兴起这种旅游形态，并在各方的努力下，其民宿的吸引力已达相当程度。

笔者这次受中美旅行社之邀，前往台湾感受当地民宿的特色。




宜兰县 香格里拉休闲农场林间信步 贴近自然

严格来说，位于宜兰大元山山麓、海拔约250公尺的香格里拉休闲农场不能算是民宿。对笔者而言，它更像是置身在一片绿色汪洋的chalet。

极目望去，一间间盖着鲜红屋顶的田舍如头戴染红斗笠、忙着收割果品的农夫散落在葱茏田亩间。住在红顶客房内，眺望窗外所能看到的除了错落的果树，就是另一片更辽阔的绿色林冠。 　　

林间的虫鸣，和城市的汽车叫嚣形成最大的对比；农场的植物，随着四季的变化结出不同的蔬果；山野的空气，渗着一股带有泥土芬芳的香味，一点也不负“香格里拉”的美誉。 　　

说它像chalet，是因为这个由传统农场转型的休闲农庄在规模和管理上，都超出了一般民宿的范围。

相对其他民宿，香格里拉不只在占地颇广的园区里，精心规划出多条让住客游憩于贴近自然的林间信步小道，农园各处建有利用天然素材做成的凉亭、秋千、吊桥外，农园的余兴活动也不少：日间进行DIY创作：叶脉拓印T恤、制作民俗童玩；晚上比赛打陀螺、放天灯、搓汤圆等等，都可让人感受到园主的用心和系统化管理的优势，但是也因其规模庞大而稍缺那种最贴心的个人感觉。

农场的106间客房虽然逊于五星级酒店的级数，但设备绝对是完善齐全的。部分客房甚至可容纳四个人，不失为一个促进亲子关系的度假地。此外，园区也提供一日三餐，住客可品尝到各种农家菜肴及宜兰的地道食品。

旅游情报站
休闲指数：★★★☆
环境指数：★★★★
活动指数：★★★★
地址：台湾宜兰县冬山乡 大进村大进路168号
查询：http://www.shangrilas.com.tw 或 +886 3-9511456
住宿：2000新台币起


逢春园度假别墅 宛如步入琼瑶小说世界

入住逢春园度假别墅，给人带来的是一连串的惊喜。

主人为了迎宾而开启的水雾喷气，在幽幽的夜间，营造出一种雾气氤氳的朦胧感。站在栅门外只能模糊地看到前方是一条难判长短的陡斜坡路。主人跟着引领你往里走，缓步穿过迷雾，一幕幕让你联想起琼瑶小说世界的景物逐渐呈现在你眼前。 　　

一个敞大别致的欧陆式花园遍铺着翠绿的自然地毯，鹅卵石砌成的步道在草地间任意纵横交错着。露出些许岁月痕迹的白色雕塑于中伫立，修剪整齐的矮树丛有条不紊地散坐其内。假山、鱼塘、流水、巨石，这栋私人别墅改成的民宿在环境硬件上可说已无懈可击。

值得一提的是，主人强调一定要趁在夜色的静谧下，仰卧在巨石上，既可欣赏夜空闪着鬼眼睛的繁星，又可让肩背紧绷的肌肉依巨石的形状得到舒解，仿佛在做一次自然的spa按摩。

逢春园的客房布置也流露出主人对于品位素质的追求。偌大的睡床罩在一帷纯白纱幕之下，内部的设计和外头的欧式风味格调一致。

主人在闲谈中也透露了个人对品质的执著：宁愿少接客，也不愿因客多应接不暇，对接待品质作出让步。

民宿的餐饮也是卖点之一。在这里，客人吃的都是不含农药的食材烹煮而成的有机餐。

旅游情报站
休闲指数：★★★★☆
环境指数：★★★★★
活动指数：★★★
地址：台湾宜兰县大同乡松罗村玉兰20号
查询：http://www.spring-villa.com 或 +886 3-9801942
住宿：2560新台币起


台东县 连记茶庄 城市人一扇文化之窗

品茗，不是饭后的啜饮。它，是一种生命的态度。

甫踏入台东鹿野的连记茶庄，任谁都可以感觉到主人醉心于茶艺的热忱。满室弥漫的淡淡茶香、橱架摆满的茶产茶具、壁面吊挂的褒奖匾额，无一不安静却有力地表明主人对茶文化的态度。 　　

连记是台东首家获得合法认证的民宿，也曾吸引综艺节目“十字路口”拉队前往拍摄。室内中国典雅风格的细致装潢处处环扣着茶文化主题，使得这家民宿的氛围散发出自然的文化气息。连记的住宿环境虽然朴实无华但却舒适典雅，夜里入眠时还有茶香轻揉嗅觉，伴你慢慢地进入梦乡。这，是一种城市生活万难奉献的非一般体验。 　　

茶庄外层峦叠嶂、山路逶迤的自然景观自是连记的一大优势。但是，当地富有特色的有机茶餐何尝不也同样诱人。

碰上采茶期，连记还可以带客人到工作坊介绍制茶过程。晚间的谈茶时间，主人会不吝将多年积累的茶道经验和众人分享。泡茶、品茶、聊茶，即使你对茶道了解不深，也会感到身心舒泰。

选择参加连记设计的套装行程，住客就可在导览员的带领下，游览台东的一些旅游景点。不论是到深山的红叶温泉与天地为伍，享受露天的泡浴（还设有裸浴区），或是去高台飞行伞基地亲身体验空中盘旋翱翔的快感，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往原住民布农部落去欣赏手工艺术，聆听上苍赋予他们嘹亮而甜美的歌声，宛如为城市人打开了一扇文化之窗。

旅游情报站
休闲指数：★★★★
环境指数：★★★★
活动指数：★★★★★
地址：台湾台东县鹿野乡永安村高台100号
查询：http://www.lc550808.com.tw 或 +886 8-9550808
住宿：800新台币起




《联合早报》 图文/周殊钦

【星讯息】王紹偉相信拍戲日久生情.推測愛上陳喬恩!

【記者趙大智／報導】

明道、王紹偉在「愛情魔發師」是死對頭，私底下兩人又再度上演「不和」跟「王不見王」戲碼，半真半假。昨天台視辦試片會，明道缺席，王紹偉索性直言這人演技「有待加強」，且被問到誰比較紅，也說「明道以戲劇為主，我還有主持、唱歌」，言下之意似乎自己較全方位發展。

台視、三立新偶像劇「愛情魔發師」2月12日在台視首播，試映會男主角明道竟缺席，大家都傻眼。台面上理由是明道在嘉義拍「星蘋果樂園」，無法分身。但另外也有傳言指出，王紹偉曾對某張宣傳卡片上沒自己的照片感到不爽。對此，王紹偉未否認，還幽默的答：「我失寵吧。」還說去年喬傑立安排是「王紹偉年」，沒想到明道爆紅，成了「明道年」。

王紹偉在首映會上擺明了講，如果今天覺得明道演得很棒，隔天他就會演得更好，兩人一連合作了「王子變青蛙」到「愛情魔發師」，常常談戲，王紹偉直言：「跟『王子』時期相比，他真的有待加強，一些輕松的戲，無法演得太好。」至於自己，則覺得沒太大問題。

有趣的是，王紹偉還感慨的說，現在真的相信拍戲會日久生情這回事。媒體馬上推測是不是愛上了上一部「王子」的女主角陳喬恩，他笑著否認。

至於人在嘉義的明道，聽到王紹偉的批評，很謙虛的說：「他是師兄，資曆比我深，那代表他關心我啊，謝謝都來不及。」

【2006/02/11 民生報】

【分享篇】藏族文化的魅力, 青海～四川～玉樹到甘孜

原以為抵達青海，拍攝工作會告一段落；抵達西寧的日子，心情也開始進入回家的狀態，離家足足30天，1個月的高原之旅讓我和其他隊員都開始想家了。

西寧是座以回族為主的城市，來到西寧，我的友族同伴們都如魚得水，因為這裡有大量的清真餐館，我的同伴烏江車上的小廚房也暫時休息幾天。走出西藏之後，西寧的回教風情讓人有種彷如去到新疆的錯覺。

國油探險車隊再次出發往南邊的四川，這條山路可說是行程中最後的驚喜；因為再一次走入偏遠的山區，延著小路環山來到號稱三江源頭的所在地──玉樹。再一次我們穿梭在藏族居住的大地上，而這一區的藏族建築與寺廟又與西藏所見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玉樹的結古鎮附近有座非常大的瑪尼堆，瑪尼堆是藏族人將刻著經文的石塊堆積而成的。結古鎮位於青海靠四川的邊緣，這座偏遠的小鎮地藏民依然穿著傳統的服裝過著傳統的生活；車隊進入油站加油時，招來群眾的圍觀，每個人都將臉貼靠在車窗上，好奇得想看車裡到底有些甚麼。

車隊離開青海進入四川的甘孜，再經過紅原來到川主寺和九寨溝後抵達成都。甘孜縣是另一個藏族聚居的地方，車隊經過這裡彷如回到倒數20年前的藏族聚落。青海到四川這段山路，讓我看見了最原始的藏族人文景觀；交通不便造成與外界的接觸機會減少，加上對自身文化與信仰的認知，藏族們把生活與信仰緊緊扣在一起，始終對外來文化與資訊的入侵無動於衷。

這也成了我此行中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段路。

總結

國油探險車隊在第45天完成了1萬5000公里的行程，目的地是沿海城市深圳；行程焦點雖然集中在喜馬拉雅山脈，但是在前往和離去之間過程的精彩並不比喜馬拉雅遜色。

中國西藏、青海與四川西部的藏族文化與人文風景給我最難以按捺的拍攝情緒；這是一場藏族文化探索之旅，也讓我對藏族的人文氣息有了更深一層的感受。

一群群鍾愛於定居在高山無人煙的民族，他們踏實的面對堅苦環境的生活，高原地區成了他們生活的必然特色與標誌。

我一層層的揭開藏族文化的神秘面紗，卻發現自己正一步步地沉迷在其魅力之中。



星洲日報／副刊／穿越喜瑪拉雅‧文：Kim Teoh

【分享篇】生命的守望者, 陪伴病人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當前所有先進的醫療都在追求“快、狠、準”的效率，他們常常忘了自己所面對的不只是疾病，而是人。在醫療過程中，人才是主角。

如何穿過肉體的疾病，看到人的內心，還有靈魂的虛空，是醫療儀器做不到的，只有當你用耳朵去傾聽，用心去領會，你才會發現，疾病其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個人孤獨無望地忍受疾病。

“只要陪陪病人，他們就會很開心。”這是臨終緩解療程的護士慧芬說的。“能減少病人的痛苦，讓他們安詳地去，是我們最大的滿足，但……不是每個病人都能安詳地去。”

一年前，具有多年護士經驗的慧芬加入Hospis臨終緩解療程的行列，談起這一年的經歷，她很難忘記一位老婦人。



難忘的老婦

“她68歲，患上肛門癌，一直擴散到肺部，我記得第一次去看她的時候，已經很晚了，進去時我很驚訝，從她的頸部一直下到背部有三個5cm到10cm大的傷口，一整個月來她只能趴著，傷口很痛，幾乎不能睡，掙扎了很久。”

因為肛門癌影響到老婦背部和頸項的淋巴腺都有腫瘤，她接受某中醫的治療，在背部放一種儀器要把裡面的毒素吸出來，但傷口開始發炎以至潰爛，引起劇痛又沒有止痛藥方。

慧芬立刻和家裡人討論，停止掉這個“治療”並和醫生討論該怎麼為她止痛。“後來她告訴我，那一晚她真的不痛，甚至能好好地睡一覺，我聽了很高興。”漸高的聲量顯得她有點激動。

家人很重要

“我們醫護人員去一趟只是一兩個小時，家人卻是陪她最多時間，家人要願意去學去做，像在傷口控制上，我們教她女兒怎麼做，她真的費了很多心思，因為傷口會有味道，不是容易的事。她的丈夫也很關心她，很愛護她，從我們進去那一天開始，他們都很了解也很配合，他們給了病人百分百的支持。”

就在疼痛控制得越來越好時，卻又出現另一個問題：她的雙腳越來越腫，皮膚也因為水腫發炎，甚至不能走路；連在頸部的傷口也在惡化，體力逐漸退化，最後連進食、喝水都比較辛苦。慧芬盡力通過藥物消水腫，但效果只達到一定的程度，“我們做不到100%，只希望在不痛的情況下，她能有多一點行動的自由。”

其實從一開始慧芬去的時候，婦人的臉已經很腫，甚至連嘴脣都腫。藥物曾經讓她消腫，慧芬一行人很開心地給她拍了一張照片，“記得在這張照片裡她是微笑的。”她說。

和病人微妙的感情

經常撲在床上的老婦，不是一個健談的人，當她要跟慧芬講話時，要很辛苦地抬起頭來看著她。慧芬多次想讓老婦說出自己的感受，但她都不說。

然從她的言行舉止、臉部表情、坐姿，慧芬還是感受到了。“你可以想像一個人被痛折磨了這麼久，每天趴著，不能躺著，她的身體又很重，那種……那種痛苦，不只是身體的，精神上也是。她不用說，你看得出的，其實。”雖然兩人在言語上不是很多的溝通，但在處理傷口和病狀之時，兩人還是有了一段微妙的感情。

每一次當慧芬來時，她的丈夫都會迎上前來說：“她在等你，她在等你，她等你等得很辛苦……”

進去後，婦人總是很客氣並堅持地要慧芬吃一點東西，喝一點東西，才開始檢查工作。

“我最大的感觸就是在她的疼痛上有幫到她，差不多有80%的效果，同時也讓她的家人知道怎麼去處理傷口，而且也有信心去處理。”一次又一次慧芬在她倆不多話的相處裡，感受到老婦對服務的滿意和對她的信任，“每一次她都很期待我的到來。”

後來婦人在農曆新年的前一晚過世，慧芬剛好放假，錯過見她一面的機會，讓她非常懊惱，惟一欣慰的是她從其他同事口中知道，她去得詳和。

因為工作，改變人生觀

一提到臨終關懷，人們只會想到病人，換個角度看，其實一個人能安詳地走，對活著的人也很重要。因為死亡並不再讓人感到恐懼，也不再威脅著活人的情緒。

未開始這份工作前，慧芬對死亡仍有忌諱，但現在她會問丈夫說：“我們分分鐘都會面對死亡，當那個時候來了，你會怎樣？”雖然她丈夫的個性不是100%坦白分享的，但這樣的問題仍然讓他有所思考，在心理上有所預備。

因為工作長期面對死亡、病痛、沮喪等負面的東西，慧芬常常反省檢查，看看自己裡面是否潛藏了一些連自己都不知道的壓力。她常告訴自己：“工作家庭必須要分開，對事情不能太執著，不要把悲傷帶到生活裡，只要去珍惜身邊的人，回家後，就是丈夫和孩子的。”

但當她真的很壓力時，就自己一個人痛哭，或找同事傾訴。這份工作看起來雖是她陪病人走一段路，但當她回頭看自己，便知道病人給她的，更多更好。“以前我是一個蠻斤斤計較的人，尤其是對我的家公家婆，哎！後來我覺得不用去計較，生活其實很容易過的，也蠻開心的。”

人物側寫

和慧芬談話的過程中，她常陷入一種回憶的狀態裡，或笑或悲，她的回憶裡病人是一直與她同在的。聊到她和病人接觸的經驗時，她一直用到“感覺”，而不是“檢查、測量、觀察”等冰冷地辭彙。

當她說到自己沒見到老婦最後一面時，讀者是看不到，也聽不到慧芬真實的表情和聲音，她很難克制自己的情緒，雖然她已經在一陣陣的哽咽裡儘量說清楚每一個字，但那一個悲傷還是來得太快也太重。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訴說這一段，只是當下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臨終關懷的服務，並不是簡單如簡介單上寫的，他們面對的不是死亡，而是活生生有感情的人。

“這是我最遺憾的一點。我很希望所有在我手上的病人，在他們還沒有去以前，我都能見上一面。”最常面對生死的她，卻一對也不麻木。

我想像每一次她面對一位病人，處理一個個流著濃血、腫脹發炎的傷口時，她也同時在處理著這個傷口底下，病人的感受。一種隱藏著說不出來的感受。

採訪工作就像在挖礦石一樣，越掘越深，當眼睛忽然瞥見黑暗中一閃寶石的光芒時，真的很興奮，遇到慧芬，就有這種感覺。

後記

我常常覺得醫療的成敗是超過肉體的，它遠在肉體之上。一個醫護人員能給病人的不只是藥物、儀器、檢查和治療；你們的一個平靜笑容，一次溫柔的接觸，一句鼓勵的安慰話，其實是另一種醫療方法，它醫好了病人面對病痛的挫折和沮喪，每一天都有力量。

人終究一死，但一個帶著希望的病人遠比一個沒有希望的健康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生命是怎麼一回事。

簡介呂慧芬，Hospis臨終緩解療程的醫護人員。大馬Hospis是一慈善團體，目的是為患者，不分種族、宗教和社會地位，提供免費專業的臨終緩解療程（Palliative Care）的服務，並喚醒及推廣社會對臨終關懷的意識。電話：03-91333936。



星洲日報／副刊‧文：顏智芬

【分享篇】幸福，就在當下; 扶貧，讓她珍惜所擁有

美芬自己一生波折重重，曾經從纜車上跌下來渾身是傷，在生活人事中遇過種種創傷試煉。在她身上有看得見的傷痕，也有看不見的傷痕。在馬來西亞，生活雖然舒適，但人生的路卻走不下去；這幾年到山區去扶貧，貧乏的物質生活，反倒給了她活著的勇氣。

“後來才發現自己的適應力很強，原來只要活著，生命便沒有絕路。”然後她再說：“你總是要經過一些事情，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半年前，陳美芬到中國的江西省婺源縣段莘鄉的山區去扶貧，雖不是第一線的經濟支援，卻是重要的教育工作。

在段莘鄉裡有十幾個農村，那裡只要肯下田幹活便不會餓肚子，要吃雞養雞，要吃魚捕魚，土裡產什麼就吃什麼，像玉蜀黍、番薯。但村民不會有現款，因為糧食價錢不好，送去縣城賣還得倒貼車費，所以村民沒有生病的權利，有的甚至連學費也付不起。

鄉區因為人口鬆散，學生都要寄宿學校，小學的住讀生一學期要繳400人民幣（200馬幣），上中學便超過500塊（約250馬幣），尚未包括打米錢、校服和文具書籍費。但山區年收入只得300人民幣（150馬幣），比較大的村子年收入也只是1000人民幣（500馬幣）。於是窮學生都是咬一口辣椒扒一碗飯的，家境稍好的便有花生米、鹹菜乾，再好的就是炒梅菜配飯。

一次，她帶著赤貧之家的學生去小學報名。看到校長在趕著一個老太太。這老太太因為給不起打米錢，自己從山區背了50斤米、幾條辣椒走了幾小時的山路，帶著小孫子來報名上學的。但學費帶不足，偏偏欠那2塊人民幣，校長硬是要她回去拿夠錢才來。

老太太要求說：“你能不能讓孩子先上課一直到星期五，他回山再來時，補上那2塊錢。”但叼著煙的校長始終不肯。美芬實在看不下去了，自己給那老太太補上那2塊錢。事過境遷，談起這件事她臉上還是寫著氣憤。

辦教育扶貧

剛到村裡時，她向村民說，誰家孩子要補習、學英文的都可以到她那裡去。第一天是7個孩子，第二天十幾個，現在已有三四十位自4歲到19歲的孩子在她班裡補習。“他們都是自由來去的，到農忙季節時，孩子要下田幹活就沒法來了。”

為此村裡的人都管她叫老師。因為婺源縣是中學才開始教ABC，所以她決定兩個月暑假給孩子們學英文。“我英文原來也差，但想到孩子有需要，就用身上唯一帶著的英文書做教材，本來那是要送給大陸一個朋友的。”美芬說。

她把4歲到小六編成一班、初中到高中是另一班。“山區孩子的學習能力都很強！肯到我這裡的孩子都是很用功的，有的甚至要走上兩三小時才能來上課的。”

她原來想鄉村生活寫意一點，早上10點教到12點就好，豈知她早上6點起床一打開門，已經有幾個學生在等了。她問學生：“這麼早來幹嘛？！老師都還沒有刷牙、洗衣、讀聖經禱告。”學生答：“不是啊老師，家裡的人4點都起來幹活了。”“啊呀，搞到我後來‘被迫’8點開始上課！”她笑說。

她去農村前，在馬來西亞準備很多“麥叔叔”、“肯爺爺”等快餐店的小玩意，給學習好的孩子們當獎勵。

公益圖書館

除了教學，美芬想在鄉區設立圖書館，鄉政府看到她的誠意，便把一幢建築物撥給她用，並讓她到鄉政府的餐廳吃飯，兩菜一湯，白飯任吃，只收人民幣一塊（馬幣5角）。這建築物樓上是老人院，樓下6個房子讓她作圖書館、辦公室、廚房和宿舍。因為住在同一幢房子，美芬也就順道照顧4個老人，她另外再收養4個來自赤貧之家的孩子，他們都是成績好但付不起學費的。

解決了食宿問題，美芬就靠每晚寫稿的稿費來給付孩子們的學費，4人共2000人民幣（1000馬幣）。

圖書館計劃緣起

能順利成立公益圖書館，也是她意料之外的事。一次，她把計劃告訴山西省一位人大代表──哲夫，是一位作家。他非常支持，並替她聯絡作家協會呼吁捐書，另外美芬也寫信到每一間出版社和書局，要求捐書。至今，公益圖書館已累積到整萬本的書。

“要人捐錢較難，但捐書容易，我甚至要求他們捐一些技術性的專書給農民的。因為很多書都重覆了，所以我希望在段莘鄉有5個不同的村落可以建設公益圖書館。”美芬說。

籌備圖書的過程中，有一次她從婺源飛到廣州，在路上遇到一個渾身髒兮兮的老頭在賣自己的詩集。美芬想給他寫個人物專訪稿，便帶他回去自己租的屋子洗澡，弄個快熟麵請他吃。兩人聊開後，才知道這60歲老頭是白族，一位落魄詩人。兩人後來聊到公益圖書館的事，這詩人不但答應到那裡當義工，還給美芬介紹了一群媒體人，他們都願意為她籌書，並在休假時到鄉區去當義務的圖書館管理員。

“現在，公益圖書館已經不是我一個人做了，我有了很多義工。”本來只是路人的因緣後來成了貴人，只是因為美芬的一碗麵和一個關心。“他的詩寫得真好啊！把人比作一件遺失的行李，不知該擺到哪去。”即便是在繁華複雜的城市如廣州，幸運的她還是在人海中遇到熱血朋友。

幸福片段1：

天才兒童陳慧有個4歲女孩，家裡窮，名叫陳慧。她第一次來上課，美芬給她在小學那一班擺了個小椅子坐，怕她不會寫ABC，就先給她學123。才一會，她完成了，接著學習ABC，也才一會，她完成了，於是一直纏在美芬身後。當時，美芬在教著中學的學生背誦英文，但學生表現很差。跟在一旁的陳慧不斷舉起手叫：“老師！老師！”

美芬起先不理會她，只耐心說：“先別煩我。”但陳慧不放棄，說：“老師我會，剛才那些我會。”美芬心想：“怎麼可能，這小娃沒上過學，ABC也才學會。”但陳慧一站起來，把整段英文很流利地背了出來。美芬後來知道這孩子是和四姐一起來的，她倆打算把英文學好，回去教另三個較年長的姐姐，因為她們得下田幹活不能來。

白天美芬給孩子上課，下午是她的“家訪”時刻。因為村裡年輕人都出城賺錢去，剩下老人和小孩，當大人到田裡幹活，美芬就得幫忙照顧老小，或曬稻、或磨米粉。一次，有一家來請她幫忙放牛，“啊？！放牛，這麼一個龐然大物！要牽去河邊喝水！”她本來就知道扶貧是要吃苦的，但真的很難想像自己要去放牛，但她硬著頭皮幹下去。“你知道嗎？那牛根本不聽我的話，牽都牽不動！”

幸福片段2：

純樸的農民“我對中國人原是有成見的。”曾經美芬在北京郵局辦事時，忽然被一個男人扯著頭髮拉出去，對旁人謊稱是他老婆，打得渾身是傷，拿完身上所有的錢。

“但婺源鄉的人真是純樸，他們有很多是一生都未曾離開過村子的，他們會感恩，也很善良。”村民送孩子到她那裡上英文課，因為沒有錢，感到不好意思，就送來雞蛋、番薯、花生、茶葉或是自家做的米糕給她。

一般上鄉下人不花錢搭車，多遠的路都是用走的。她剛到時遇到村裡一個貨車司機，一路上看到人就“撿”上車，塞得整輛車滿滿的，她非常不滿，便說他：“怎麼你為了賺錢這麼貪心！”司機只是“呵呵呵”也不說什麼。後來，美芬才發現他“撿”上車的乘客給他一毛他收一毛，沒錢不給的也就算了。“有時，鄉裡的人病了，他送到縣城去也不收費，自己還得倒貼車油。”

幸福片段3：

真實的幸福美芬的人生經歷起伏洶湧，隨著年紀漸大，錢多錢少她已不在乎，“至今自己沒什麼大成就，但我可以幫助四個孤兒上學，只是四個，但覺得這樣的日子也很好。以前，我總是以為要很有錢才可以幫助人。”她說。

過去在大馬，她習慣穿有品牌的衣服，物質生活也過得舒適寬裕。惟去到鄉區，才知道有人窮成這樣，她第一次去派牙膏，村民竟然把它當軟糖吃掉。“那裡世世代代的人不曾用過牙膏，只用鹽水漱口。我去買衛生紙，村民卻給我一塊破瓦片。”

回到馬來西亞，她覺得“幸福”兩個字是很真實的，只要巴士有空調對她已是極舒服的事。在農村，她是跟雞鴨悶在一塊顛簸幾小時的，路況之差是當地人都要嘔吐的。但現在她已逐漸適應，再顛簸的路她一樣可以睡得香甜，山路如此，人生的路也如此。

人物簡介：
陳美芬，自由撰稿人。曾到過中國的西雙版納、孟力海等地做扶貧工作，目前在江西省婺源縣段莘鄉的山區教孩子們英文、補習功課，並在5個農村建立公益圖書館。


星洲日報／副刊‧文：顏智芬

In terrible times, a paradise rebounds

Foreign governments have been more measured in their travel advice since the Bali bombing, giving its tourism a chance to recover

As the rickety second-hand Lion Air plane made its way from Lombok to Bali in late November, the passenger in the seat next to mine was making an articulate case for ignoring travel advisories. "Fly is Cheap" was the discount airline's unsettingly syntax-challenged motto: the fare had been less then £35 round trip and I was beginning to wonder just how long the previous owner of the planes, LanChile, had used them before I was distracted by the optimism of my neighbour on the flight, Ari Antonovsky, Antonovsky, who is based in Perth, had decided to tack on a couple of days' holiday in Bali to a business trip to Indonesia, just weeks after bomb blasts at restaurants on the island had killed more than 20 people in OCtober. being killed in a terrorist attack was either a question of karma or statistical odds, he reasoned: "It is either a matter of fate - in which case it does not matter where you are. If you don't believe in fate, it is down to statistic."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died in car accidnts in Australia every year, Antonovsky said, far outstrippe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died in terrorist attacks in Indonesia. Antonovsky had travelled to Indonesia less than a year after the horrific bombing at a Kuta nightclub in 2002 with his daughter and had felt perfectly safe. "The West has become overly concerned about this issue of security (for tourst). Our political leaders keep pushing it to the point that we'll all be paranoid," he said.

My initial sense in bali in late November was that these might be rousing words, but few travellers are willing to live by them. Kuta beach in the morning was deserted but for a procession that made coulourful offerings to honour the dead. To the uninitiated in Balinese rituals, it might well have been mistaken for a celebration rather than funeral rite. The achingly cool Ku De Ta seemed mostly deserted mid-morning for brunch as if all the island's revellers were nursing simultaneous hangovers.

Bali's second terrorist attack in three years had claimed its first major business casualty the week I arrived there. Air Paradise, a feisty airline that specialised in low-cost travel between Australia and Bali, shut upshop that week. The company's slogan, "Bali is our home", seemed all the more poignant as its aircraft looked eerily lost admidst the to-ing and fro-ing of other planes at Denpasar airport. A prominent travelagent complained that bookings for holidays to Bali had dropped from 30 to 50 per day to half a dozen. Restaurants around the island were so quiet that the hastly gamelan serenading sounded like a dirge.

It all seemed, as Yogi Berra would have said,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Conversations with hoteliers, however, revealed a more uplifting story. Kamal Kaul, a vice-president of Oberoi and, until recently, the Oberoi's decadently spacious property in Seminyak, said that occupancy ratd had dropped to about 30 per cent in November, down from a more typical 60 per cent (November is off-season). In 2002, by contrast, "we went from nearly 100 per cent to single digits," he said. On that occasion, he recounts,staff at the British embassy were calling guests and teling them to leave the island immediately. From the US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s as well, "the message was 'Get out (of Bali)'," says Kaul. "It was like a giant vacuum cleaner."

This time around, Kaul and other hoteliers feel governments - and travellers -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much more measured in their response.

The UK government, notably, has not issued a specific travel warning for Bali as it did in 2002. UK travel warnings have an especially brutal knock-on effect on travel to a country because travel operators and travellers in the UK are no longer ablt to obtain insurance after a Foreign Office advisory warning. John O'Sullivan,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Four Seasons at Jimbaran Bay, says bookings held up especially well over the Christmas and New Year period. His hotel's registers show a steady flow of guests from the UK this time around. "If you couldn't get insurance in the event that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r children (in 2003) - well, that changes you from being an explorer to just being silly," he says. The other major source of customers for the Four Seasons in Bali, Japan, is also holding up reasonably well, which suggests that travellers from that traditiionally risk-averse travel market are also undaunted.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continues to have a travel warning advising against all non-essential travel to Indonesia.

Travel to such destinatiions soon after a terrorist attack, once you have fully briefed yoursself on the risks, makes plenty of sense. For starters, even a place taht would be normally heaving like Kuta beach, suddenly seemed pristine and relatively untouched. To feel that you are discovering Bali anew long after it became a clinche for a tropical paradise is a strange and pleasurable experience - paradise regained, if you will. For those with a more altruistic bent, there is the added bonus of being able to help a tourism industry that desperately needs help. In 2003, Antonovsky recalls having seen groups of young men sitting around in the town centres, waiting fro work. As tour guides and drivers, they were no longer inclined or able to work in the fields.

This time around, the stores along that endless strip of tourist tat in Seminyak looked quiet as well, but byall accounts Bali was weathering the storm better than it did after the atack in October 2002. Decades after Bali was memorably described as the "morning of the world" the relative resilience of its tourist traffic after a terrorist attack suggest more of us are taking in our stride teh new world disorder from London to Madrid to Sharm el Sheikh and getting in the plane anyway. By the fuzzy logic of our post 9/11 world, that represents a new dawn of a sort.

Rahul Jacob on Travel, Weekend, Financial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