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15, 2006

【星讯息】王紹偉相信拍戲日久生情.推測愛上陳喬恩!

【記者趙大智/報導】

明道、王紹偉在「愛情魔發師」是死對頭,私底下兩人又再度上演「不和」跟「王不見王」戲碼,半真半假。昨天台視辦試片會,明道缺席,王紹偉索性直言這人演技「有待加強」,且被問到誰比較紅,也說「明道以戲劇為主,我還有主持、唱歌」,言下之意似乎自己較全方位發展。

台視、三立新偶像劇「愛情魔發師」2月12日在台視首播,試映會男主角明道竟缺席,大家都傻眼。台面上理由是明道在嘉義拍「星蘋果樂園」,無法分身。但另外也有傳言指出,王紹偉曾對某張宣傳卡片上沒自己的照片感到不爽。對此,王紹偉未否認,還幽默的答:「我失寵吧。」還說去年喬傑立安排是「王紹偉年」,沒想到明道爆紅,成了「明道年」。

王紹偉在首映會上擺明了講,如果今天覺得明道演得很棒,隔天他就會演得更好,兩人一連合作了「王子變青蛙」到「愛情魔發師」,常常談戲,王紹偉直言:「跟『王子』時期相比,他真的有待加強,一些輕松的戲,無法演得太好。」至於自己,則覺得沒太大問題。

有趣的是,王紹偉還感慨的說,現在真的相信拍戲會日久生情這回事。媒體馬上推測是不是愛上了上一部「王子」的女主角陳喬恩,他笑著否認。

至於人在嘉義的明道,聽到王紹偉的批評,很謙虛的說:「他是師兄,資曆比我深,那代表他關心我啊,謝謝都來不及。」


【2006/02/11 民生報】

Tuesday, February 14, 2006

【分享篇】藏族文化的魅力, 青海~四川~玉樹到甘孜

原以為抵達青海,拍攝工作會告一段落;抵達西寧的日子,心情也開始進入回家的狀態,離家足足30天,1個月的高原之旅讓我和其他隊員都開始想家了。

西寧是座以回族為主的城市,來到西寧,我的友族同伴們都如魚得水,因為這裡有大量的清真餐館,我的同伴烏江車上的小廚房也暫時休息幾天。走出西藏之後,西寧的回教風情讓人有種彷如去到新疆的錯覺。

國油探險車隊再次出發往南邊的四川,這條山路可說是行程中最後的驚喜;因為再一次走入偏遠的山區,延著小路環山來到號稱三江源頭的所在地──玉樹。再一次我們穿梭在藏族居住的大地上,而這一區的藏族建築與寺廟又與西藏所見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玉樹的結古鎮附近有座非常大的瑪尼堆,瑪尼堆是藏族人將刻著經文的石塊堆積而成的。結古鎮位於青海靠四川的邊緣,這座偏遠的小鎮地藏民依然穿著傳統的服裝過著傳統的生活;車隊進入油站加油時,招來群眾的圍觀,每個人都將臉貼靠在車窗上,好奇得想看車裡到底有些甚麼。

車隊離開青海進入四川的甘孜,再經過紅原來到川主寺和九寨溝後抵達成都。甘孜縣是另一個藏族聚居的地方,車隊經過這裡彷如回到倒數20年前的藏族聚落。青海到四川這段山路,讓我看見了最原始的藏族人文景觀;交通不便造成與外界的接觸機會減少,加上對自身文化與信仰的認知,藏族們把生活與信仰緊緊扣在一起,始終對外來文化與資訊的入侵無動於衷。

這也成了我此行中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段路。

總結

國油探險車隊在第45天完成了1萬5000公里的行程,目的地是沿海城市深圳;行程焦點雖然集中在喜馬拉雅山脈,但是在前往和離去之間過程的精彩並不比喜馬拉雅遜色。

中國西藏、青海與四川西部的藏族文化與人文風景給我最難以按捺的拍攝情緒;這是一場藏族文化探索之旅,也讓我對藏族的人文氣息有了更深一層的感受。

一群群鍾愛於定居在高山無人煙的民族,他們踏實的面對堅苦環境的生活,高原地區成了他們生活的必然特色與標誌。

我一層層的揭開藏族文化的神秘面紗,卻發現自己正一步步地沉迷在其魅力之中。



星洲日報/副刊/穿越喜瑪拉雅‧文:Kim Teoh

【分享篇】生命的守望者, 陪伴病人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當前所有先進的醫療都在追求“快、狠、準”的效率,他們常常忘了自己所面對的不只是疾病,而是人。在醫療過程中,人才是主角。

如何穿過肉體的疾病,看到人的內心,還有靈魂的虛空,是醫療儀器做不到的,只有當你用耳朵去傾聽,用心去領會,你才會發現,疾病其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個人孤獨無望地忍受疾病。

“只要陪陪病人,他們就會很開心。”這是臨終緩解療程的護士慧芬說的。“能減少病人的痛苦,讓他們安詳地去,是我們最大的滿足,但……不是每個病人都能安詳地去。”

一年前,具有多年護士經驗的慧芬加入Hospis臨終緩解療程的行列,談起這一年的經歷,她很難忘記一位老婦人。



難忘的老婦

“她68歲,患上肛門癌,一直擴散到肺部,我記得第一次去看她的時候,已經很晚了,進去時我很驚訝,從她的頸部一直下到背部有三個5cm到10cm大的傷口,一整個月來她只能趴著,傷口很痛,幾乎不能睡,掙扎了很久。”

因為肛門癌影響到老婦背部和頸項的淋巴腺都有腫瘤,她接受某中醫的治療,在背部放一種儀器要把裡面的毒素吸出來,但傷口開始發炎以至潰爛,引起劇痛又沒有止痛藥方。

慧芬立刻和家裡人討論,停止掉這個“治療”並和醫生討論該怎麼為她止痛。“後來她告訴我,那一晚她真的不痛,甚至能好好地睡一覺,我聽了很高興。”漸高的聲量顯得她有點激動。

家人很重要

“我們醫護人員去一趟只是一兩個小時,家人卻是陪她最多時間,家人要願意去學去做,像在傷口控制上,我們教她女兒怎麼做,她真的費了很多心思,因為傷口會有味道,不是容易的事。她的丈夫也很關心她,很愛護她,從我們進去那一天開始,他們都很了解也很配合,他們給了病人百分百的支持。”

就在疼痛控制得越來越好時,卻又出現另一個問題:她的雙腳越來越腫,皮膚也因為水腫發炎,甚至不能走路;連在頸部的傷口也在惡化,體力逐漸退化,最後連進食、喝水都比較辛苦。慧芬盡力通過藥物消水腫,但效果只達到一定的程度,“我們做不到100%,只希望在不痛的情況下,她能有多一點行動的自由。”

其實從一開始慧芬去的時候,婦人的臉已經很腫,甚至連嘴脣都腫。藥物曾經讓她消腫,慧芬一行人很開心地給她拍了一張照片,“記得在這張照片裡她是微笑的。”她說。

和病人微妙的感情

經常撲在床上的老婦,不是一個健談的人,當她要跟慧芬講話時,要很辛苦地抬起頭來看著她。慧芬多次想讓老婦說出自己的感受,但她都不說。

然從她的言行舉止、臉部表情、坐姿,慧芬還是感受到了。“你可以想像一個人被痛折磨了這麼久,每天趴著,不能躺著,她的身體又很重,那種……那種痛苦,不只是身體的,精神上也是。她不用說,你看得出的,其實。”雖然兩人在言語上不是很多的溝通,但在處理傷口和病狀之時,兩人還是有了一段微妙的感情。

每一次當慧芬來時,她的丈夫都會迎上前來說:“她在等你,她在等你,她等你等得很辛苦……”

進去後,婦人總是很客氣並堅持地要慧芬吃一點東西,喝一點東西,才開始檢查工作。

“我最大的感觸就是在她的疼痛上有幫到她,差不多有80%的效果,同時也讓她的家人知道怎麼去處理傷口,而且也有信心去處理。”一次又一次慧芬在她倆不多話的相處裡,感受到老婦對服務的滿意和對她的信任,“每一次她都很期待我的到來。”

後來婦人在農曆新年的前一晚過世,慧芬剛好放假,錯過見她一面的機會,讓她非常懊惱,惟一欣慰的是她從其他同事口中知道,她去得詳和。

因為工作,改變人生觀

一提到臨終關懷,人們只會想到病人,換個角度看,其實一個人能安詳地走,對活著的人也很重要。因為死亡並不再讓人感到恐懼,也不再威脅著活人的情緒。

未開始這份工作前,慧芬對死亡仍有忌諱,但現在她會問丈夫說:“我們分分鐘都會面對死亡,當那個時候來了,你會怎樣?”雖然她丈夫的個性不是100%坦白分享的,但這樣的問題仍然讓他有所思考,在心理上有所預備。

因為工作長期面對死亡、病痛、沮喪等負面的東西,慧芬常常反省檢查,看看自己裡面是否潛藏了一些連自己都不知道的壓力。她常告訴自己:“工作家庭必須要分開,對事情不能太執著,不要把悲傷帶到生活裡,只要去珍惜身邊的人,回家後,就是丈夫和孩子的。”

但當她真的很壓力時,就自己一個人痛哭,或找同事傾訴。這份工作看起來雖是她陪病人走一段路,但當她回頭看自己,便知道病人給她的,更多更好。“以前我是一個蠻斤斤計較的人,尤其是對我的家公家婆,哎!後來我覺得不用去計較,生活其實很容易過的,也蠻開心的。”

人物側寫

和慧芬談話的過程中,她常陷入一種回憶的狀態裡,或笑或悲,她的回憶裡病人是一直與她同在的。聊到她和病人接觸的經驗時,她一直用到“感覺”,而不是“檢查、測量、觀察”等冰冷地辭彙。

當她說到自己沒見到老婦最後一面時,讀者是看不到,也聽不到慧芬真實的表情和聲音,她很難克制自己的情緒,雖然她已經在一陣陣的哽咽裡儘量說清楚每一個字,但那一個悲傷還是來得太快也太重。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訴說這一段,只是當下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臨終關懷的服務,並不是簡單如簡介單上寫的,他們面對的不是死亡,而是活生生有感情的人。

“這是我最遺憾的一點。我很希望所有在我手上的病人,在他們還沒有去以前,我都能見上一面。”最常面對生死的她,卻一對也不麻木。

我想像每一次她面對一位病人,處理一個個流著濃血、腫脹發炎的傷口時,她也同時在處理著這個傷口底下,病人的感受。一種隱藏著說不出來的感受。

採訪工作就像在挖礦石一樣,越掘越深,當眼睛忽然瞥見黑暗中一閃寶石的光芒時,真的很興奮,遇到慧芬,就有這種感覺。

後記

我常常覺得醫療的成敗是超過肉體的,它遠在肉體之上。一個醫護人員能給病人的不只是藥物、儀器、檢查和治療;你們的一個平靜笑容,一次溫柔的接觸,一句鼓勵的安慰話,其實是另一種醫療方法,它醫好了病人面對病痛的挫折和沮喪,每一天都有力量。

人終究一死,但一個帶著希望的病人遠比一個沒有希望的健康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生命是怎麼一回事。

簡介呂慧芬,Hospis臨終緩解療程的醫護人員。大馬Hospis是一慈善團體,目的是為患者,不分種族、宗教和社會地位,提供免費專業的臨終緩解療程(Palliative Care)的服務,並喚醒及推廣社會對臨終關懷的意識。電話:03-91333936。



星洲日報/副刊‧文:顏智芬

【分享篇】幸福,就在當下; 扶貧,讓她珍惜所擁有


美芬自己一生波折重重,曾經從纜車上跌下來渾身是傷,在生活人事中遇過種種創傷試煉。在她身上有看得見的傷痕,也有看不見的傷痕。在馬來西亞,生活雖然舒適,但人生的路卻走不下去;這幾年到山區去扶貧,貧乏的物質生活,反倒給了她活著的勇氣。

“後來才發現自己的適應力很強,原來只要活著,生命便沒有絕路。”然後她再說:“你總是要經過一些事情,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半年前,陳美芬到中國的江西省婺源縣段莘鄉的山區去扶貧,雖不是第一線的經濟支援,卻是重要的教育工作。

在段莘鄉裡有十幾個農村,那裡只要肯下田幹活便不會餓肚子,要吃雞養雞,要吃魚捕魚,土裡產什麼就吃什麼,像玉蜀黍、番薯。但村民不會有現款,因為糧食價錢不好,送去縣城賣還得倒貼車費,所以村民沒有生病的權利,有的甚至連學費也付不起。

鄉區因為人口鬆散,學生都要寄宿學校,小學的住讀生一學期要繳400人民幣(200馬幣),上中學便超過500塊(約250馬幣),尚未包括打米錢、校服和文具書籍費。但山區年收入只得300人民幣(150馬幣),比較大的村子年收入也只是1000人民幣(500馬幣)。於是窮學生都是咬一口辣椒扒一碗飯的,家境稍好的便有花生米、鹹菜乾,再好的就是炒梅菜配飯。

一次,她帶著赤貧之家的學生去小學報名。看到校長在趕著一個老太太。這老太太因為給不起打米錢,自己從山區背了50斤米、幾條辣椒走了幾小時的山路,帶著小孫子來報名上學的。但學費帶不足,偏偏欠那2塊人民幣,校長硬是要她回去拿夠錢才來。

老太太要求說:“你能不能讓孩子先上課一直到星期五,他回山再來時,補上那2塊錢。”但叼著煙的校長始終不肯。美芬實在看不下去了,自己給那老太太補上那2塊錢。事過境遷,談起這件事她臉上還是寫著氣憤。

辦教育扶貧

剛到村裡時,她向村民說,誰家孩子要補習、學英文的都可以到她那裡去。第一天是7個孩子,第二天十幾個,現在已有三四十位自4歲到19歲的孩子在她班裡補習。“他們都是自由來去的,到農忙季節時,孩子要下田幹活就沒法來了。”

為此村裡的人都管她叫老師。因為婺源縣是中學才開始教ABC,所以她決定兩個月暑假給孩子們學英文。“我英文原來也差,但想到孩子有需要,就用身上唯一帶著的英文書做教材,本來那是要送給大陸一個朋友的。”美芬說。

她把4歲到小六編成一班、初中到高中是另一班。“山區孩子的學習能力都很強!肯到我這裡的孩子都是很用功的,有的甚至要走上兩三小時才能來上課的。”

她原來想鄉村生活寫意一點,早上10點教到12點就好,豈知她早上6點起床一打開門,已經有幾個學生在等了。她問學生:“這麼早來幹嘛?!老師都還沒有刷牙、洗衣、讀聖經禱告。”學生答:“不是啊老師,家裡的人4點都起來幹活了。”“啊呀,搞到我後來‘被迫’8點開始上課!”她笑說。

她去農村前,在馬來西亞準備很多“麥叔叔”、“肯爺爺”等快餐店的小玩意,給學習好的孩子們當獎勵。

公益圖書館

除了教學,美芬想在鄉區設立圖書館,鄉政府看到她的誠意,便把一幢建築物撥給她用,並讓她到鄉政府的餐廳吃飯,兩菜一湯,白飯任吃,只收人民幣一塊(馬幣5角)。這建築物樓上是老人院,樓下6個房子讓她作圖書館、辦公室、廚房和宿舍。因為住在同一幢房子,美芬也就順道照顧4個老人,她另外再收養4個來自赤貧之家的孩子,他們都是成績好但付不起學費的。

解決了食宿問題,美芬就靠每晚寫稿的稿費來給付孩子們的學費,4人共2000人民幣(1000馬幣)。

圖書館計劃緣起

能順利成立公益圖書館,也是她意料之外的事。一次,她把計劃告訴山西省一位人大代表──哲夫,是一位作家。他非常支持,並替她聯絡作家協會呼吁捐書,另外美芬也寫信到每一間出版社和書局,要求捐書。至今,公益圖書館已累積到整萬本的書。

“要人捐錢較難,但捐書容易,我甚至要求他們捐一些技術性的專書給農民的。因為很多書都重覆了,所以我希望在段莘鄉有5個不同的村落可以建設公益圖書館。”美芬說。

籌備圖書的過程中,有一次她從婺源飛到廣州,在路上遇到一個渾身髒兮兮的老頭在賣自己的詩集。美芬想給他寫個人物專訪稿,便帶他回去自己租的屋子洗澡,弄個快熟麵請他吃。兩人聊開後,才知道這60歲老頭是白族,一位落魄詩人。兩人後來聊到公益圖書館的事,這詩人不但答應到那裡當義工,還給美芬介紹了一群媒體人,他們都願意為她籌書,並在休假時到鄉區去當義務的圖書館管理員。

“現在,公益圖書館已經不是我一個人做了,我有了很多義工。”本來只是路人的因緣後來成了貴人,只是因為美芬的一碗麵和一個關心。“他的詩寫得真好啊!把人比作一件遺失的行李,不知該擺到哪去。”即便是在繁華複雜的城市如廣州,幸運的她還是在人海中遇到熱血朋友。

幸福片段1:

天才兒童陳慧有個4歲女孩,家裡窮,名叫陳慧。她第一次來上課,美芬給她在小學那一班擺了個小椅子坐,怕她不會寫ABC,就先給她學123。才一會,她完成了,接著學習ABC,也才一會,她完成了,於是一直纏在美芬身後。當時,美芬在教著中學的學生背誦英文,但學生表現很差。跟在一旁的陳慧不斷舉起手叫:“老師!老師!”

美芬起先不理會她,只耐心說:“先別煩我。”但陳慧不放棄,說:“老師我會,剛才那些我會。”美芬心想:“怎麼可能,這小娃沒上過學,ABC也才學會。”但陳慧一站起來,把整段英文很流利地背了出來。美芬後來知道這孩子是和四姐一起來的,她倆打算把英文學好,回去教另三個較年長的姐姐,因為她們得下田幹活不能來。

白天美芬給孩子上課,下午是她的“家訪”時刻。因為村裡年輕人都出城賺錢去,剩下老人和小孩,當大人到田裡幹活,美芬就得幫忙照顧老小,或曬稻、或磨米粉。一次,有一家來請她幫忙放牛,“啊?!放牛,這麼一個龐然大物!要牽去河邊喝水!”她本來就知道扶貧是要吃苦的,但真的很難想像自己要去放牛,但她硬著頭皮幹下去。“你知道嗎?那牛根本不聽我的話,牽都牽不動!”

幸福片段2:

純樸的農民“我對中國人原是有成見的。”曾經美芬在北京郵局辦事時,忽然被一個男人扯著頭髮拉出去,對旁人謊稱是他老婆,打得渾身是傷,拿完身上所有的錢。

“但婺源鄉的人真是純樸,他們有很多是一生都未曾離開過村子的,他們會感恩,也很善良。”村民送孩子到她那裡上英文課,因為沒有錢,感到不好意思,就送來雞蛋、番薯、花生、茶葉或是自家做的米糕給她。

一般上鄉下人不花錢搭車,多遠的路都是用走的。她剛到時遇到村裡一個貨車司機,一路上看到人就“撿”上車,塞得整輛車滿滿的,她非常不滿,便說他:“怎麼你為了賺錢這麼貪心!”司機只是“呵呵呵”也不說什麼。後來,美芬才發現他“撿”上車的乘客給他一毛他收一毛,沒錢不給的也就算了。“有時,鄉裡的人病了,他送到縣城去也不收費,自己還得倒貼車油。”

幸福片段3:

真實的幸福美芬的人生經歷起伏洶湧,隨著年紀漸大,錢多錢少她已不在乎,“至今自己沒什麼大成就,但我可以幫助四個孤兒上學,只是四個,但覺得這樣的日子也很好。以前,我總是以為要很有錢才可以幫助人。”她說。

過去在大馬,她習慣穿有品牌的衣服,物質生活也過得舒適寬裕。惟去到鄉區,才知道有人窮成這樣,她第一次去派牙膏,村民竟然把它當軟糖吃掉。“那裡世世代代的人不曾用過牙膏,只用鹽水漱口。我去買衛生紙,村民卻給我一塊破瓦片。”

回到馬來西亞,她覺得“幸福”兩個字是很真實的,只要巴士有空調對她已是極舒服的事。在農村,她是跟雞鴨悶在一塊顛簸幾小時的,路況之差是當地人都要嘔吐的。但現在她已逐漸適應,再顛簸的路她一樣可以睡得香甜,山路如此,人生的路也如此。

人物簡介:
陳美芬,自由撰稿人。曾到過中國的西雙版納、孟力海等地做扶貧工作,目前在江西省婺源縣段莘鄉的山區教孩子們英文、補習功課,並在5個農村建立公益圖書館。


星洲日報/副刊‧文:顏智芬

Monday, February 13, 2006

In terrible times, a paradise rebounds


Foreign governments have been more measured in their travel advice since the Bali bombing, giving its tourism a chance to recover

As the rickety second-hand Lion Air plane made its way from Lombok to Bali in late November, the passenger in the seat next to mine was making an articulate case for ignoring travel advisories. "Fly is Cheap" was the discount airline's unsettingly syntax-challenged motto: the fare had been less then £35 round trip and I was beginning to wonder just how long the previous owner of the planes, LanChile, had used them before I was distracted by the optimism of my neighbour on the flight, Ari Antonovsky, Antonovsky, who is based in Perth, had decided to tack on a couple of days' holiday in Bali to a business trip to Indonesia, just weeks after bomb blasts at restaurants on the island had killed more than 20 people in OCtober. being killed in a terrorist attack was either a question of karma or statistical odds, he reasoned: "It is either a matter of fate - in which case it does not matter where you are. If you don't believe in fate, it is down to statistic."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died in car accidnts in Australia every year, Antonovsky said, far outstrippe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died in terrorist attacks in Indonesia. Antonovsky had travelled to Indonesia less than a year after the horrific bombing at a Kuta nightclub in 2002 with his daughter and had felt perfectly safe. "The West has become overly concerned about this issue of security (for tourst). Our political leaders keep pushing it to the point that we'll all be paranoid," he said.

My initial sense in bali in late November was that these might be rousing words, but few travellers are willing to live by them. Kuta beach in the morning was deserted but for a procession that made coulourful offerings to honour the dead. To the uninitiated in Balinese rituals, it might well have been mistaken for a celebration rather than funeral rite. The achingly cool Ku De Ta seemed mostly deserted mid-morning for brunch as if all the island's revellers were nursing simultaneous hangovers.

Bali's second terrorist attack in three years had claimed its first major business casualty the week I arrived there. Air Paradise, a feisty airline that specialised in low-cost travel between Australia and Bali, shut upshop that week. The company's slogan, "Bali is our home", seemed all the more poignant as its aircraft looked eerily lost admidst the to-ing and fro-ing of other planes at Denpasar airport. A prominent travelagent complained that bookings for holidays to Bali had dropped from 30 to 50 per day to half a dozen. Restaurants around the island were so quiet that the hastly gamelan serenading sounded like a dirge.

It all seemed, as Yogi Berra would have said,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Conversations with hoteliers, however, revealed a more uplifting story. Kamal Kaul, a vice-president of Oberoi and, until recently, the Oberoi's decadently spacious property in Seminyak, said that occupancy ratd had dropped to about 30 per cent in November, down from a more typical 60 per cent (November is off-season). In 2002, by contrast, "we went from nearly 100 per cent to single digits," he said. On that occasion, he recounts,staff at the British embassy were calling guests and teling them to leave the island immediately. From the US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s as well, "the message was 'Get out (of Bali)'," says Kaul. "It was like a giant vacuum cleaner."

This time around, Kaul and other hoteliers feel governments - and travellers -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much more measured in their response.

The UK government, notably, has not issued a specific travel warning for Bali as it did in 2002. UK travel warnings have an especially brutal knock-on effect on travel to a country because travel operators and travellers in the UK are no longer ablt to obtain insurance after a Foreign Office advisory warning. John O'Sullivan,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Four Seasons at Jimbaran Bay, says bookings held up especially well over the Christmas and New Year period. His hotel's registers show a steady flow of guests from the UK this time around. "If you couldn't get insurance in the event that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r children (in 2003) - well, that changes you from being an explorer to just being silly," he says. The other major source of customers for the Four Seasons in Bali, Japan, is also holding up reasonably well, which suggests that travellers from that traditiionally risk-averse travel market are also undaunted.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continues to have a travel warning advising against all non-essential travel to Indonesia.

Travel to such destinatiions soon after a terrorist attack, once you have fully briefed yoursself on the risks, makes plenty of sense. For starters, even a place taht would be normally heaving like Kuta beach, suddenly seemed pristine and relatively untouched. To feel that you are discovering Bali anew long after it became a clinche for a tropical paradise is a strange and pleasurable experience - paradise regained, if you will. For those with a more altruistic bent, there is the added bonus of being able to help a tourism industry that desperately needs help. In 2003, Antonovsky recalls having seen groups of young men sitting around in the town centres, waiting fro work. As tour guides and drivers, they were no longer inclined or able to work in the fields.

This time around, the stores along that endless strip of tourist tat in Seminyak looked quiet as well, but byall accounts Bali was weathering the storm better than it did after the atack in October 2002. Decades after Bali was memorably described as the "morning of the world" the relative resilience of its tourist traffic after a terrorist attack suggest more of us are taking in our stride teh new world disorder from London to Madrid to Sharm el Sheikh and getting in the plane anyway. By the fuzzy logic of our post 9/11 world, that represents a new dawn of a sort.

Rahul Jacob on Travel, Weekend, Financial Times